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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没有玩中福一分赛车的兄弟

原标题:地下通道里的脑瘫诗人

“一架飞机划过蓝天/时至日落,又一架飞机/紧闪着尾灯划了过去/已不知是我第几回抬头/那棵树在幕夜下/越发消瘦,只有几片叶/还在对它恋恋不舍/这个冬天,我只能依赖在/通道下——通州北苑/每天都在机械地匆忙中/激发我的诗想。”

去年冬天,李源写了首诗——《北苑记》。诗里写的是他摆摊卖诗的事。

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5点,北京北苑地铁站的地下通道内,总会响起李源迟缓又含混的声音:“可以读一读——这是我写的书——买不买没关系——可以读一读——”。

有人看了“北漂诗人”的简介,直接付款买诗,“支持一下”。更多人则匆匆离开。

留在通道内的,是“免费办理大额信用卡”的小伙,还有挑了两筐桃来卖的大姐。他们和李源一样,是寄身这里的谋生者。

回到北寺村,李源就变回了艺术家李源。

他住平房,厕所要到外面去上。他大热天穿靴子,没人觉得奇怪。他的朋友里有诗人、作家、画家和餐馆老板。

喜欢他的人觉得,李源让自己想起当年逐梦的日子,“房子一样高,大家的心也没有攀比”。也有人说,李源是个矛盾体,只知道写诗卖诗,不懂与人交往的门道。

他酒量不好,但控制不住去喝。醉了,就在朋友家吐一地。有人拍照发到群里,看他笑话。也有人担心,他老是一个人醉着回家,会不会出事。

艺术家们像无脚鸟,有的留下,有的永远离开了。

而李源依旧日日写着他的诗,靠着这点粗糙、朴素的劲儿,活在这座城市中间。

6月25日,北寺村,太阳烤着街道,灰色的平房分布在两侧。有风吹过,浮在路面上的沙尘就会扬起。清早8点,李源把还没卖出去的诗集放进背包,从其中一间的红色大门里走出。

李源身材瘦小,个头不足1米6,走起路来不大平稳,从后面看起来有点“一上一下”。他说话语速很慢,有些字含混不清,讲完,会憨憨笑一下。打字也慢,拿手指用力去点手机屏幕,往往需要几次才能摁到准确的位置。

如果把头上那顶红色渔夫帽摘掉,会看到他前额的头发已被汗水粘黏在一起。尽管正值酷暑,他还是会蹬上那双黑色的长筒靴,那看起来像是一双雨靴,和小腿的比例并不贴合。他的小腿上布满红色的疹子,是6月份长出来的。身边的人都觉得,长疹子和天气热以及李源不讲卫生有关,但在这里,没人会因为这身打扮嘲笑李源。

李源是个诗人。在艺术家聚集的村庄,诗人并不罕见。但李源在这里已经小有名气,在新闻报道里,他被称为“追求理想的脑瘫诗人”,靠在地下通道摆摊卖诗为生,他自己也说:“不想当大诗人的诗人,不是好诗人”。

梦想当大诗人的李源现在租住在一套小平房里,一间当卧室睡觉,一间当客厅放喝酒的桌子,还有一间用作杂物室,堆着书和自行车。房东一家也住在这儿,小院里晾着T恤,两只狗趴着,屋内还养着一只猫和一只兔子。平房外的厕所几周前被拆掉重建,需要到二三十米外另一户人家借用。

房东老太太是本地人,没少见过从全国各地来北漂的艺术家。听说是媒体采访,把我拉到一边诉苦:“我也不容易,他的房租还没交齐”。

李源在一年前搬到了这里。这期间他短暂换过一次住处,当时新屋收拾好,喊来几个诗人、画家朋友庆祝,大家伙喝了不少酒,有人起了争执,闹到很晚。第二天,李源被房东“请”了出去。他又搬回了原来的小单间。

从北寺村坐公交车到通州北苑地铁站,大概需要1个小时。地铁站进出口地下通道一块巴掌大的地方,是李源每天签名售诗的位置。

“可以读一读——这是我写的书——买不买没关系——可以读一读。”李源卖力的重复着这句话。原先他有个扩音喇叭,不过后来让城管给没收了。

诗集被垫在一张塑料布上,通道里人来人往,有人盯着李源的脸,愣了几秒走掉了,也有人停下来去看印在塑料布上的简介。

“诗歌是高贵的精神食粮,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……以自己的坚持让被机械化的人们重新找回内心的诗意。”

“诗意”常常被城管或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到来打破,有时是上下午各一次。李源和在通道里摆摊卖桃的大姐、办理大额信用卡的小伙“落荒而逃”。“这是我们的工作,你们在这,我们也得被扣工资”,最近,大家都被下了“最后通牒”。

“这也算是生活/游击的战术教会我/把自己武装”,李源写了首诗发在诗友群里,起名《每天都是一场游击战》。

这是李源第二次北漂。

1986年2月,李源在广西贺州的一家乡镇医院出生。家人很快发现了李源和正常孩子的不同:发声时有些含混不清,两手老是攥的紧紧的,8个月大时,人还坐不稳。到了1岁,带去县医院检查,结果显示,是脑瘫。

家人吓了一跳,把李源带去北京儿童医院,主治医生说,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,李源可能一辈子都要人照顾。

从北京回来以后,父亲李红旗尝试了各种办法,给李源吃健脑药,坚持按摩手脚,甚至带去长沙做气功。渐渐的,李源在说话、走路上接近正常人了。

上小学时,李源在教室里的座位,不是被安排在门口,就是在放扫把的角落。不仅班上有同学欺负他,小学五年级时,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,希望他转学离开。

李红旗跟儿子说:以你现在的情况,将来找工作可能困难些,但可以考虑做图书管理员、编辑、作家这类不用直接跟人打交道的职业。

李源想了半个月,决心当个作家。李红旗说好啊,保尔·柯察金、张海迪也是残疾人,他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借给李源看。李源上初中,他还给儿子报了少年写作函授班,鼓励他投稿,李源拿了全国性的奖项,阅读和写作越来越有动力。

上了高一,李红旗花了六七千,给李源买了一台电脑,方便他写作。李源开始在网上发布诗歌、小说等习作。2004年七月,他加入“烟雨红尘”文学网站,后来还成为网站的一名编辑,笔名“七月友小虎”就是那时起的。

大专毕业后,李源跟李红旗说,不想继续读书了,只想写作,多写点作品出来。拿了结业证以后,他留在了北京,找了份编辑的工作,周六日就去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颐和园、圆明园卖书。那时候,他已经出了第一本诗集《时光隧道》。

第一次“北漂”结束于2011年7月。李红旗工作的单位对残疾人有安排工作的优惠政策。李源被父亲叫回来,在单位的工会里上班,一人管理三个办公室,早上开门搞卫生,晚上关门回家,单位职工来这里看书借书玩棋牌,李源一天只用工作三四个小时,每月挣1000来块钱。

“你是残疾人,没人和你竞争”,李红旗跟儿子说。不过李源想要的不是这些。2014年,他去北京散心,看到曾经一起“并肩作战”的残疾人“酷哥”已经靠卖书在北京买了房子,萌生了重新“北漂”的念头,“他卖书能养活自己照顾家人,我有什么理由去做个寄生虫?”。

2018年8月的一天,他没跟家人商量,辞了职,买了晚上7点钟去北京的火车票,开车前三个小时才告知家人。“打死我都要去北京。”李源说。

李红旗不再说什么,这不是儿子第一次闹着要离开,他转了1000块的伙食费给李源,让儿子保护好自己。

这一次,李源在北寺村住下,卖书的地点变成了北苑地铁站的地下通道。

上午11点,执法人员没来。在地下通道讨生活的人聊了起来。

发“代交补交社保公积金的”卡片的,是个穿白衬衣的小伙子,刚从大学毕业,他正抱怨着单位的同事,“我最烦打小报告的人,他不就显得以前是主管,咱们都是底下的,他看不起咱们嘛。老子大学毕业,他高中毕业,我还看不起他呢”,他坐下来发起牢骚。

旁边“售楼”摊位的也是个年轻人,接过话茬,“你们这属于互相残杀。你们没有我们那厉害,我们那都动刀子了。公司事太多,勾心斗角的。不敢跟领导发脾气,净下面人狗咬狗”。

“说实话,总之就是为了钱”,白衬衣小伙子说。

“赶紧发你的卡吧”,同来的大姐劝他。

李源错过了这场谈话,他去地铁外面的商场吃了点快餐,早饭午饭通尝合为一顿解决。吃完饭回来,李源继续叫卖地摊上的诗集,他站着的时间更长,有时路过的人停下来,他会把书递过去,邀请对方“读一读”。

一个穿橙色运动衣、剃了光头的中年男人走过来,他是李源的一位老读者,热情的打着招呼。

中年人说自己也喜欢诗,上学的时候,文思飞涌,找不着纸,把被面都写满了。他买过李源的两本书,“写的很朴实,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。写的特别艰深晦涩、读不懂的,那不叫诗,那叫难为人”。

中年人以前在外企工作,现在全职做一款手机应用软件的推广。这是一款宣称将平台积分变现的应用软件,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积累步数和推荐别人注册。“我家两个手机,一个月最少能挣一万五。”

李源被发展成该平台的会员,中年人送了个“摇步器”给他。他告诉李源。摆摊时,可以用它作弊提高步数。

“可以读一读——这是我写的书——买不买没关系——可以读一读。”聊了一会,李源的声音又在地下通道里响起。

光头中年人转而和发卡片的小伙子攀谈起来,“你不推广,自己玩,一年也能挣到三四千块钱……”,中年人继续宣讲。他问完小伙子家里父母的情况,音量陡然提高:“很现实的问题,是不是?我们可以像李源这样,追求自己的理想。但是我不知道,他的理想能不能真的满足他的生活需求……”。

下午3点,卖桃的大姐把摊支起来。她跟我说,以前劝过李源,换个地儿卖诗,“老在一个地方,只卖两本书,别人买回去,看完也就拉倒了,谁还会再买啊?不像桃,吃没了明天还来这买着吃”。

去年冬天,地下通道里还没有这么“热闹”,李源是第一个来的。他写了首诗:“一架飞机划过蓝天/时至日落,又一架飞机/紧闪着尾灯划了过去/已不知是我第几回抬头/那棵树在幕夜下/越发消瘦,只有几片叶/还在对它恋恋不舍/这个冬天,我只能依赖在/通道下——通州北苑/每天都在机械地匆忙中/激发我的诗想”。

今年夏天,他给通道里“免费办理信用卡”的小赵和“代交补交社保公积金”的大姐也写了诗:

“终于听到一个再恰好不过的词/形容这一天北京的热/是免费办理信用卡的小赵/吃完中午从大太阳里走下地下通道/发出的真实感叹/外面真跟火焰山似的——他说/一直在通道里戴着帽的我/竟才发觉帽子湿了——从大太阳里/吹下来的风真是/一阵阵的热/今天周末,北京/还确实是个火焰天”。

“那个发名片/嘴在不停说着/代交补交社保公积金的/大姐/还可免费法律咨询/说着说着她忽然/就喊道/这是诗人写的诗/现在签名/走过路过的/不买也可以翻翻/看看/拿着诗/站在一旁的我/总忍不住/激动地/对她会心的/一笑”。

“大家伙对他都有点照顾”,卖桃大姐告诉我,城管来的时候,大家都会帮着说,别难为李源,他挺不容易的,“咱们再不容易也比他强,最起码腿脚利索”。

下午5点,李源收拾好摊子,回北寺村。晚上在一家餐馆有场饭局。

餐馆的老板姓贾,西北人,一次饭馆办读书会,李源是听众,老贾认识了他。老贾一次性买了两本李源的诗集,没读,200块钱直接转过去。

“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,他体力上受限制,”老贾说,现在正常体力、纯粹写诗的人比较少,要么是画画的,兼写诗,要么是诗写的挺好,也给艺术家写评论,还有人一边开书店一边写诗。

“在这不用约都能碰到李源,90%的几率”,老贾说,李源总来这喝酒。通常是自己吃自己买单,消费金额少则七八十,多则一百往上。他也喜欢叫人一块,如果叫的是项哥,多数情况下是李源掏钱。

项哥是个画家,温州人,留山羊胡,画油画,做策展。项哥离过婚,一个人住在北京。

项哥第一次见李源,是在一家诗歌书店里,项哥看李源残疾,买了李源的一本书。他跟李源说,“你需要什么,我做哥哥的尽量帮你”。

李源去外面摆摊,项哥会开车送他一段。有时李源来项哥家吃饭,项哥给他煮水饺和鱼丸。

“他对诗歌的执着打动了我,”项哥说,在这里有些诗人吃不上饭,“过年捡烂菜叶吃”,李源愿意出去卖诗,并且靠卖诗赚了钱养了家。

前一天晚上,李源跟另外一个画家喝酒,半夜11点才回家。中途,他给项哥打电话,项哥让李源打包吃的带过去,李源说太晚了就没去,项哥骂了他,李源还醉着,把手机扔在地上,屏碎了。

不愉快第二天就在李源心里烟消云散了。“朋友在一起,哪有不吵架的,很正常。大家也认识这么久了。他也帮过我不少”。

“我能包容他的缺点,他可以在我家喝酒吐的乱七八糟,我打扫干净我照样喜欢他。”项哥说。

李源酒量不好,喝完酒语无伦次,有次在酒桌上吃饭,他拿出自己的诗,逢人便说这是自己写的诗,能不能买一本。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

“你得懂得怎么吸引别人”。项哥告诉李源,得学会利用名人效应,找名人写序,拉名人合影,再发发抖音视频,“这都是宣传手段”。“要把合影洗出来,放一个相册里”,李源点头。

李源在老贾的餐馆挂过两次帐。其中一次也跟酒有关。

贵州有款酒搞“中华诗酒”活动,诗人可以把自己的诗印在酒盒上,再在朋友圈推销这款酒。李源让老贾帮他卖酒,老贾没赞同,“以前卖过,卖不动”,他让李源先在朋友圈推销试试。

李源从厂家拿来6瓶品鉴酒,直接叫来10多个人,在麦栈小厨开了场诗友品酒会,最后酒全喝光了,也没人要订。

“他身边的没人去买酒,都是蹭酒喝的”,老贾回到饭店,上楼一看,其他人都走光了,就李源一个人喝多了,趴在桌子上打瞌睡呢,地上吐了一地。500多块钱的餐费也没人付。

身边不停有朋友告诫李源,喝酒时要自律。有次李源喝醉了,“像只狗一样趴在那里”,被人拍了照片发到群里。

晚上7点钟,饭局开始。诗人、画家、作家围坐一桌。敬酒时,别人半杯半杯的喝,李源是一整杯直接下肚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,我就喜欢醉的感觉,有点晕,有点飘的感觉。”

李源刚来北京时,朋友少,酒是种社交手段。北方人爱喝烈酒,他珍惜那些“哥们”,是“哥们”就一起喝酒。

那会他喝多了还不会吐。2011年,他谈了第一个女朋友,女孩跟着来北京待了一个月,后来俩人分手就回了老家。女孩她离开那天李源喝了一宿的酒,也学会抽烟了。

李源有过两次婚姻,第一次婚姻以离婚收场,那段时间李源曾想不开,差点跳河,他从家里往桥上跑,整条街的人都听到他的喊声——“你不要骗我”。

后来,他又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李源想出诗集,她打了5000块钱给他。大年三十,李源买了玫瑰,去火车站接她。两人开始恋爱,半年后登记结婚。

2018年,李源辞掉工作来北漂,把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都留在了老家。妻子有点生气,他安慰说,“我只是想你们过得好一点,在老家工资那么低,怎么养你和孩子呢”。

“我总不切实际地幻想着,相信这个社会以及生活中的每一个人,却不知道,现实往往是这样冷漠和残酷”。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。那时他在老家摆地摊卖诗,常常无人问津。

到了北京状况改善了些,多的时候一天卖八九本,但也有只卖一两本的时候。

按李源自己的说法,每个月卖书能挣一万五到两万,但他攒不下钱,钱都用来喝酒和给老婆了,每月要给家里寄两到三千元。但他的一位朋友说,李源曾让朋友出钱帮着买机票,第二天,朋友发现李源把钱打到了老婆卡上。李红旗则说,儿子有时候书卖的不好,儿媳妇可能觉得故意不给寄钱,“她有什么事就拿我儿子来出气,我也不好说什么”。

李源不怎么跟家里讲不顺心的事,比如书卖不动,或者被城管驱赶。他也不讲孤独。他跟父亲说,北京的朋友很关照自己,有外国读者跟他合影了,最近又有媒体来采访了……

“他一喝酒,电话李我能听出来,我说你又喝酒了儿子,你心烦。他有时笑笑,说喝了点。有时不承认,说没有”。父亲李红旗说。

李红旗跟儿子说,要把酒戒掉,“你要做事,就一定不能酗酒”。

李源说,李白喝了酒才能写诗。

李红旗说,那是古代的人,现代的人要靠脑子,现在有很多可以发泄的途径,唱唱歌,和朋友交谈,不一定要靠酒。

“他沉浸在做诗人那种理想的状态”,李红旗说。不过,他发觉,儿子第二次北漂,身上起了一些变化,“开始思考社会、家庭了”。他心里暗暗高兴,儿子开始成熟了,“开始比较回归现实的社会了”。

李红旗私下告诉我,家里留了一套房,如果李源在北京留不下了,可以回去靠套房子的租金过活,“现在先让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”。

“那些对我视而不见错过我的人/我也祝福你们,愿你们走在灿烂的阳光下”李源在一首诗里写道,他不知道父亲已经为自己规划好了后路,他仍然有个梦想,让世人知道有个李源在写诗,“诗歌是我的精神支柱,人家看不起我我也要写”。

晚上9点,李源已经喝晕了。艺术家们还在聊天。

一位2003年就来宋庄的画家说,他喜欢李源现在身上的那种朴素性,那让他想起刚来时的自己。“那会大家都租的农村的房,茅房在外面,那时候房子没有高低,大家的心也没有攀比,那会的人,就有点像李源这种心态”。画家说,刚来时他三个春节没回家,没跟父母要过钱,“就在这生磕呗”。

一位作家站起来拍了拍李源的肩膀,“不管多赖皮也是我弟弟,我认可他,我觉得在中国除了余秀华就是他。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我也不读我也不看。但是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飘了”。

听了最后这句,李源争辩:“半年内不会再接受媒体采访”。这两天,有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找他,说要拍一部纪录片。最近一周,视频网站、摄影记者也相继找过他。

一家诗歌书店的老板说,李源是个矛盾体,很多事不知道怎么处理,但没有坏心眼,很讲义气,有次自己骑车回老家,李源是唯一一个要送他的。

这两年有不少诗人离世,有人是自杀,有人是意外。书店老板朗诵了自己写的诗:“宋庄的风一吹,地上就卷起一缕缕尘埃/像一堆漂在宋庄的毛”。他说将来可能会离开这儿回去家乡。

“将来我们开一辆车,走到哪,把诗卖到哪”,喝醉的李源像是睡着了。他还不想离开这群朋友们。

一个多星期后,他跟项哥和另外一个朋友跑到顺义潮白河玩,回来又去了老贾的饭馆。天落雨了,几个人点了盘苦瓜炒肉,没要酒。

晚上,他在朋友圈发了首新诗——《真的好》:

真的好,我们都没有喝酒。

勾肩搭背有说有笑地在顺义,

潮白河畔,日子这样过着,

真的好到了越出理想的地步。
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帆

摄影/北京青年报记者 黑建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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